赵伟 国金证券(600109)首席经济学家

以下观点整理自赵伟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（第76期）上的发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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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 经济转型驱动外资调整优化

从转型角度看引进外资，适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，引进外资表现出不同特征。在一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演进的过程中，资本往往是相对稀缺的，而要素成本等其他方面的禀赋优势相对明显，所以，此时吸引外资的规模或增速往往较高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资本相对稀缺，因此该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快速增长、经济也高速增长。再看如今的印度，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，吸引外资势头迅猛，同样符合该趋势。

当前，中国已经到了人均GDP接近1.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，劳动要素成本不断上升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的吸引力逐渐下降。当然，引进外资的结构也变化明显。虽然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，但像化工、汽车、新能源、半导体、电子通信 、医药等产业对外资的吸引仍然强劲。因此，需要正确认识到，在不同发展阶段，外资投资意愿、投资结构、外商投资环境都在不断变化，从而及时调整吸引和利用外资政策，健全外商投资制度，以高质量外资促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多点发力全面提振外资信心

1、坚定对外开放的立场和态度

当前面对大国博弈或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，外资的投资信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击。中国在此时表明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的立场和态度，有利于修复外资动摇的信心。并且，高举旗帜谋求和平发展，创建和维持良好的外部环境也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诉求。

2、防范化解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

中国原先的增长模式，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、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，具备了土地财政等的制度基础，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个闭环的逻辑框架。然而，当房地产的大周期过去，就会发现该增长模式不可持续，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近年来逐渐显现。在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，债务相关风险暴露，外资信心容易受到动摇。资本重视中国长期经济运行过程，关注房地产未来的表现和地方债务是否能平稳过渡。因此，在这些领域落实一些更合理的政策推进，比如更合理的化债思路和地产链条更有效的制度设计，有利于缓解外资的担忧和信心不足问题。

3、加强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增速

合理的经济增速对恢复外资信心同样关键。这就意味着在化解结构性问题的同时，还要在跨周期、逆周期调控方面加大力度，包括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，把宏观经济维持在相对合理的增速水平。

4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

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规范外商投资政策法规制定，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和财政金融支持力度，更大力度、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，有利于恢复外资信心。

5、在双循环框架下扩大内需

中国不同于其他先导型经济体，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。所以，在双循环的框架下把内需做大做强，有利于提振外商投资对中国的认识和信心，同样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外商融入中国经济发展。

二、配合发展阶段如何引进高质量外资

1、认识外资需求需理性

在不同发展阶段，经济发展的诉求是不断变化的，相应的，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。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，资本不再像早期发展阶段那么稀缺，对资本资金的迫切需求已经大大降低。因此引进外资的重点需求转向资本带来的技术、管理理念等。在有了理性认识后再去推动适应于当下发展阶段的引进外资政策，应加入结构性的引导，如加大对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、服务业的研发投入支持等。

2、外商鼓励政策需适度

尽管需要一系列优化外商营商环境，加大引进外资的鼓励和优惠政策，但此类鼓励和优惠政策需保持适度，在发挥良好外商营商环境对外资的吸引效果的同时，也应避免超国民待遇破坏公平营商环境。

3、双循环下的制度优势需发挥

如何扩大内需，发挥大市场优势，并找到短板，补齐不足，是在双循环框架下需要重视的问题。在中国中东部的很多地区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善，但如何将人才和资本良好结合仍需改革进步，比如推动改革户籍、社保体系改革等。如果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改革进展，将更好地发挥双循环框架下的制度优势，把大市场优势做得更坚实有力。

4、对外合作需深化

由于欧美国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，因此中国应与欧美国家保持稳定合作关系。同时，也应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继续加强合作，充分发挥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在能源等方面的优势，促进各国共同实现多元、自主、平衡、可持续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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